歷史期待學術理念的突破與創新，西學東漸思潮下的幾部草創時期的古代文論著作，根基于中國傳統文學思想，援引西方話語的邏輯分析眼光來燭照中國傳統文獻，借鑒西方的近代科學方法對傳統詩文評加以整理分析，進而創建現代意義上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處于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奠基時期的郭紹虞、羅根澤和朱東潤等先行者，以其深厚的國學涵養，開放的學術視野，建構和奠定了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學科規范。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向以材料豐富著稱，大凡筆記隨札和佛道典籍，盡行搜羅，最大限度地實現了材料的搜覽務全，其在文論現象闡釋和觀點評騭之時則體現了明顯的文學地理學視野。

文學地理是人文地理的一個重要分支，1865年法國批評家丹納的《藝術哲學》從種族、環境和時代三個方面出發來建構藝術哲學，他認為因為氣候和自然形勢的選擇，會影響到風俗習慣和時代精神等精神的氣候。1927年出版的德國地理學家阿爾夫雷德?赫特納《地理學：它的歷史、性質和方法》一書，就辟有“美學地理學和作為藝術的地理學”專章，厘定美學地理和藝術地理性質的學科性質，他認為美學地理學“從某種意義說它是美學的一個分支，把美學的觀點運用到地理學的事實上”。悠久燦爛的中華文明積蓄了豐富文學地理傳統，形貌各異的文化地域景觀蘊含著無窮的文學資源，《詩經》和“楚辭”分屬北南文化地域的既成事實，就標領了我國文學的地理學的考察脈絡。從漢代司馬遷的《史記》至明代王士性的《廣志釋》，隱含著一條潛在的文學地理鏈條，遑論卷帙浩繁的方志之中諸多隱而未彰的文學篇什。胡阿祥《魏晉本土文學地理研究》率先拈出“文學地理學”一詞，拓新了文學和地理的研究領域：“然則以數量龐大、種類豐富、民族眾多的中國歷史文學資料為基礎，‘中國歷史文學地理’學科的創建，是有可能的?！薄爸袊鴼v史文學地理以其研究對象為文學，所以也是中國古代文學的一個重要分支?！泵沸铝帧吨袊膶W地理形態與演變》則以場景還原和版圖復原為理論構架，顯示了文學地理的深度融合和集大成姿態。

文學地理學根基于文學，形成文學與地理學的交融，它展示地域觀照視野下的文學演變趨勢和文學人文的脈絡。梅新林《中國文學地理學導論》云：“文學地理學是一門有機融合文學與地理學研究、以文學為本位、以文學空間研究為重心的新興交叉學科?！鼻逦卮_認了文學地理學的學科本位，凸顯了基于文學本位的文化地域考察視野。作家的藝術個性和創作風格，是地理文化的形象顯示。羅根澤的文學地理觀恪守文學本位，特別是強調以文學家為考察中心，這種研究視野的確立客觀體認和展示了文學地理學的學科基礎。就詩歌而論，羅根澤在梳理漢賦作家的評論之時，就清晰地意識到地域民風對文學創作的影響，“宋玉的《九辨》云：‘竊慕詩人之遺風兮，愿托志乎素餐。’當然是引用的《詩經?魏風》所謂‘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但較北方學者，如孔、墨、孟、荀的服膺《詩經》，相差甚遠?！痹谒磥恚?、宋玉等楚辭作家很少甚至不征引《詩經》的文學現實，正標舉了中國文學起源中的《詩經》和“楚辭”兩類地域文化脈絡。羅根澤在《晚唐五代文學批評史》中論述“詩格”之時，援引《文鏡秘府論?論文意》所云“司馬遷為北宗，賈生為南宗”之說，確立了散文的南北分野。文學地理所蓄積的文化張力，在一定時空條件下會引發文學革新思潮。羅根澤追究古文運動的成因，有意從地理視角切入和突破，其云：“而唐代的有名的古文家，除陳子昂外，又大半是北人；就中的元結獨孤及，不惟是北人，且是胡裔；所以古文實興于北朝，實是以北朝的文學觀****南朝的文學觀的一種文學革命運動。”以文學地理來為古文運動號脈，已觸及古文運動勃興的地域背景，這種思維方式令人耳目一新。文學思潮的形成和發展往往離不開原生環境的影響，區域文化所積蓄的能量形成革新思潮對守成觀念的大面積釋放。他進而斷論：“古文運動所以肇端于北朝者，最大的原因由于南朝的地方經濟不同；而北朝多胡漢雜種，胡人固厭薄文麗，當亦是原因之一。唐代的古文家不惟多是北人，若獨孤及與元結，更直是胡裔，此種消息，不難窺知了。”地域經濟的繁榮，直接影響文學的發展，同時又隱含著因循守舊的經驗思維。沾溉北方文學的場域特質，豪放求新之氣驅使文人以復古求革新。緣于地域文化而引發的文學革新，形成根基于地理文化之上的審美情趣和藝術心理的嬗變，姑且不論這種分析是否命中古文運動爆發的關鍵，但這種另辟蹊徑的文學創新思維倒是值得稱頌的。

地理環境對于中國文學、中國文論的影響是持續而深刻的，各具特色的區域文化使得文學發展的多樣性成為可能。羅根澤的文學地理觀兼有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色彩，推舉自然地理作用下的文化習俗的能動作用。其在考察中國文學批評的“時代意識”之時就論：“橫的各國文學批評異同，大半基于空間關系；縱的一國文學批評流別，大半基于時間關系。所以中國文學批評的特點，我們歸之地理的自然條件?！币钥臻g與時間的演奏來把捉古代文論的特點，甚至直言自然地理之于中國文學批評特質的關鍵作用，強化了文學研究的人文地理特色。文如其人，作為創作主體的文學家總是一定文化區域的社會人，相應地域的風土人情和民俗性情總會或隱或顯在其文學作品中流露出來，從而形成相對固定的文學風格。羅根澤屬意時空維度來考察文論特點及其嬗變的思維方式，展示了樸素的文學地理意識。在此統攝視野下，羅根澤援引魏征《隋書?文學傳》和李延壽《北史?文苑傳》的相關知識，推舉地理因素為形成中國文論特點的根本原因之一：“此中原因甚多，最重要的當然是歷史條件和自然條件。”羅根澤肯定了地理因素打造了中國文論的多樣類型的可能，但又絕非簡單的地理決定論者，顯示其求真的學術識見。這樣，經由文學家這一中介，文學或文論因地理之異而形成不同的文學類型和區域特色。在中西文化的對比研討中，羅根澤將二者細論為以海洋文化為表征的歐洲文明和以平原文化為特質的中華文明，側重文化地域生態來考察二者文化差異：“中國的文化，發源于寒冷的黃河上游，經濟的供給較儉嗇，平原的性質較凝重，由是胎育的文化，尚用重于尚知，求好重于求真?！睂僖庵腥A文明發祥地的地域生態，強化了中國文學批評的尚用色彩，“中國的文學批評偏于文學理論，與西洋之偏于文學裁判及批評理論者不同?！本椭形鞑煌幕鷳B環境而論，建構了地域文化基礎上的思維演變，培植了不同文化區域背景的文化生活格局，羅根澤明顯認識到中西文論的相對獨立性，而這種相對自足的文論體系恰恰又是建立在人文地理基礎之上的，從而呈現與西方大異其趣的藝術追求和批評趨尚。這種旁借異域，注重從地理因素來橫向比較的文學眼光，展示羅根澤開放的學術路徑，羅根澤獨到的文論思維洞悉了文學地理學的壸奧。

民族文化精神的發揚往往根基于民族文化生活土壤，受文學地理的制約，中國文論往往形成多樣多色的潛質。文學的空間分布呈現相對的獨立性，但并不排斥區域文學的互相滲透和彼此影響。按照梅新林的文學地理學建構，文學地理是作家籍貫、作家活動、作品描寫和作品傳播四個層序的動態綜合。山川和水文等自然環境的差異往往會導致南北文學不同的審美風格，羅根澤認為“中國南北的地理風土不同，因之人民的習俗和學藝也不同。但更重要的原因卻是歷史發展的不平衡，而民族因素和學術因素，也有關系。晉室南渡，‘過江名士多于鯽’，可見故家大族率遷于南朝；而留在北朝的當然大半是鄉閭平民。”就文人的遷徙來分析南北朝文學的不平衡，羅根澤的考察范圍涵蓋了作家活動和作品傳播等領域，顯示動態考察的特色。在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學區域圈，往往有中心地帶、邊緣地帶的分野，傳統的華夷之辨表現在文化上便是文野之爭，民族融合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到文學中心的遷移。羅根澤客觀體認了文人遷徙之于文學風格和文學發展的巨大作用，文學核心時有遷移，恰好形成中國文學吸納異質的開放氣概。魯迅先生《且介亭雜文?門外文談》所論“舊文學衰頹時，因為攝取民間文學或外國文學而起一個新的轉變，這例子是常見于文學史上的”，也客觀體認區域文學的相互交流和影響。風土習性的差異，融化在民族文化血液里凝固成一種民族文學生態，波及文學形貌的存在和發展。羅根澤說：“南朝的文人大體都是自中原移來的貴族華人；北朝的文人，雖則未必滲入了胡人之血，但胡人的質俚樸素，總會使他們的觀感改變，而漢制于胡，又會使他們發生報仇的意志。這也會使南北兩朝，對文學的要求不同?！弊骷一顒訁^域的更替，往往會刷新文學要求，羅根澤敏感于地理環境之于作家風格的影響，文風的雅俗之辨更多時間是后天學習和效仿的結果。漢人重經驗思維，所以易因循守舊；胡人勇于開拓，敢于創新，胡人的剛健質樸熏染了北朝文人的清新自然之風，漢人的經驗思維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胡人的文化意識，如此循環往復的影響，才能永葆中國文學的生機和活力，作家活動區域的更替打破了文學區域阻隔的現實，北方文學的壯美和南方文學的秀麗構筑了多色復雜的中國文學，一部中國文學史正是包括南北方文學在內的各區域文學相對自足又相互影響的文學交流的結晶。羅根澤認為地理上南北差異，造成愛美與尚用的審美趨向，而拓宇于楚辭的漢賦批評允符了這種需要，“漢代所演唱的本來就是一幕‘南北合’的滑稽劇”，漢賦批評意在調解南北的不合，立足于南方，則偏于愛美，根基于北方，則趨向尚用。

羅根澤的文學地理學觀顯示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草創時期的學術求新趨勢，他強烈的史學意識，鑄造了他由空間趨向時間的演變趨勢，達成對時空風格更高層次的延伸和超越。文學地理學為文學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事因難能，所以可貴，其不拘成法的學術視野招致了一些訾議之聲。朱東潤《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就以此反駁：“持論之士，或以南北文化對稱，而尊顏之推為北方文章宗主，已與南方文士對抗，質之事實，固為當矣。”在具體闡釋之時，朱東潤更以蕭梁一代的文學現象為例質疑羅根澤：“然蕭梁之初，昭明簡文，議論懸殊，即分兩派，皆性習使然，不關地域之南北也?！奔词棺鳌赌媳蔽膶W不同論》的劉師培明確體認南北水土之于南北文學的關系，又在《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一文中強調“論研究文學不可為地理及時代之見所囿”，“倘能于古人文字精勤鉆研，無論何人均不難趨步，士衡入洛，子山入周，南北易地，各能蔚成文風，然則，文學奚必有關地理哉？”顯然是非議文學與地理的單向對應。倒是劉麟生之論頗為中肯，其在《中國文學概論》中云：“可是文章是公物，北方的作風，如果是好的，南方作者也要仿效起來。反之，南方的作風，受環境與體裁等等的支配。所以地理對于作風，不無相當的影響，但是不可刻舟求劍的去研究咧?！笨偟恼f來，文學地理學是文學外部研究的一個有待深入挖掘的領域，羅根澤雖敏感于文學地理學的強勁生機，卻礙于時代和個人的局限未能深入下去，其文學地理觀亦多是就南北區域而論，未能全面涉及東西方文學地理，甚至還未論及區域地理之于文學流派的關系，研究文類亦定格于詩文層面，但其就文學地理的孜孜耕耘實績和發凡起例的學術識見，的確成為后來學者超越的一個邏輯起點。